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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本特点
“小群体大规模”仍是我国肉牛牦牛产业的主体生产方式，是我国牛肉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基础，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基本模式。本年度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在牛肉进口量继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存栏头数、国产牛肉价格和产量的增势趋于平缓。原因有三：一是在产业链前端，点、线、面上成本上涨与系统性、结构性成本叠加，抬高了入行、生产及经营门槛；二是在产业链后端，国产牛肉受到了进口牛肉量价两方面的挤压；三是“疫情”影响了生产、流通和消费。
第二，与母牛提质增栏成为强化产业基础的着力点同步，未能充分发挥繁育效能而被育肥肉用的母牛数量明显增加。原因有三：一是牛肉的消费量增速大于产量增速；二是长周期和显著增加的成本压缩了盈利空间；三是“比较效益”增选了一条产肉捷径。
第三，市场表明了“增产”、“增效”、“提质”、“多元化”四个明显的刚性需求，同时用较为稳定的牛肉价格释放了“开源节流、节本降本”信号。理由有三：一是线上线下的（活牛、牛肉）流通效率、产品的预制化率以及“餐桌与肉案（加工厂、户）”的直联率明显提高；二是活牛以品种、品质、载肉量（率）论价成为行业共识；三是进口牛肉量进一步增加。
第四，生产经营必须遵循低成本的铁律，唤起对“逐水草而居”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草追牛”与“牛追草”的朴素比喻，成为判断各种规划、投资与资源配置合理性以及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简明尺度。“就地、就近、就便”的低成本原则，在各种规划、各类经营以及物料生产和管理上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实践响应。
1.2. 产区变化
肉牛和牦牛各产区在母牛保有量与屠宰出栏量上继续保持增势。本年度呈现以下变化或视点：
第一，肉牛和牦牛的“母牛产业”是以“时间、空间、廉价资源和释放母性本能”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前提的、具有独特属性的兼营产业。不同于逐步进入专业化（半工业甚至工业化）生产的育肥和屠宰加工两个生产环节，母牛产业的资本化和专业化发展模式及其适配的技术模式有待进一步发育。
第二，实践证明，母牛保有量大、保有规模与本地资源的适配度高、且能持续向产区外提供犊牛的低成本产区或区域，具有强力的产业发展底气和产业抗逆优势，还具有吸纳从业人口（场、企、户数）多、关联的产业集群溢价效应和品牌效应大以及孕育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的深厚底蕴和潜力。
第三，各产区普遍在关键节点继续科学发展的同时，创新施行“头痛医脚”和“顺势而为”的哲学发展策略，即对母牛产业输入提质增栏动力、聚焦助力牛肉加工产业给予母牛产业发展后劲、广聚各方力量和智慧开拓消费市场以提升产业整体收益和品牌效应，从而顺势诱导草料产供链和育肥节点向“规模适度、设施设备够用、系统性节本降本、结构性协调增效”方向转型升级。
这种从市场需求向产业前端“倒推车”式的求索与推动策略，尊重经济规则和规模与资源的适配性，一定程度降低了发展中的盲目性和试错率。
第四，以主营或兼营活牛周转为营利动力的主体，除了提升周转效率之外，还明显提高了诚信、安全、技术等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有的母牛周转企业，还新增了“卖母收犊”、“卖母牛、保贷款、收犊牛”、“以犊换母”、“签订活牛供销合同，配套全程技术服务”等新方式，拓展延伸了产业链，强化了经营内容和服务功能。
还有更具实力和战略穿透力的母牛养殖连带育肥（场、户）企业，针对牛肉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凭借拥有“子宫”和品种资源的“有根能变”优势，在化资源优势为市场强势的方向上延伸产业链和强化价值链，开始研发或创制排他性商用品种及其牛肉商品新类型。
1.3. 效益与安全
由于国产牛肉市场价格总体稳定，生产与流通成本的涨幅、波动频度较大，产业整体效益处于微利状态。
得益于上述母牛产业的特殊产业属性和肉牛牦牛产业以长期、稳定获得廉价粗饲料定成败的产业属性，产业整体的效益和安全不会轻易大起大落，类似“飞机”飞行而非“汽车”行驶。“飞机”飞行必须具备更长的时间和跑道以及绵密而精细的技术及其实现流程等前置条件，而“汽车”行驶虽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但可随动随停、随意摆布。
“产业适配协调度”成为招商、引资、投资等兴业决策和诊断产业运行状况与经营主体（企、场、户）经营状况的宏观尺度。即在产业链节点之间、规模与资源、硬件与软件、投入与产出、产品特质与消费需求之间，“笙磬同音、琴瑟和鸣”易入“顺境”，反之“兼葭倚玉、错位失调”易入“困境”。
“产业适配协调度”高的场（企、户）或区域有较为深厚的实力与功底沉淀，本年度表现了强大的韧性、耐力和竞争力。
主要疫病和过当用药以及违禁药物的使用、危害、起因逻辑已如历年所述。本年度结节性皮肤病的危害在部分牦牛产区表现短促、剧烈。针对部分疫病，或施行疫苗群体免疫或扑杀带抗个体的选答式疫病净化工作启动，部分省份延伸到了肉牛产业。（以上，首席科学家 曹兵海）
1.4. 产业技术
1.4.1. 遗传育种繁殖领域
在产业用种格局方面，依然以引进品种与地方品种的杂交群体和杂交群体的级进杂交为主，以地方品种、牦牛、水牛、奶牛淘汰牛以及零星计划杂交生产为辅。2022年种公牛站存有肉用西门塔尔牛种公牛1538头、和牛222头、华西牛162头。西门塔尔牛是目前以牛肉产量和效益、和牛和安格斯牛是以牛肉品质和效益为主的产业杂交用主要父本品种。
育种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并升级换代。随着性能测定面积的扩大，育种数据量的快速积累，公牛后裔测定数量增加，以BLUP技术为主的种牛选择准确度大幅提高。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主要品种的选择效率，初步形成了经典选种加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育种技术新体系。
繁殖技术方面，人工输精仍是规模群体繁殖的重要手段，胚胎移植在优秀种质扩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改过去不计成本而大面积推广的做法，而是集中应用到优秀种子公母牛的扩繁。肉牛活体采卵技术和体外胚胎生产技术（OPU-IVP）快速成熟并有所应用。
虽然我国肉牛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得到了快速完善和提升，但与产业需求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相比，还有诸多方面需要下力气研发：育种基础工作仍然薄弱，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总体规模小，育种核心群数量小，引进品种本土化选育效率不高，对培育品种持续选育力度不够，联合育种机制不完善，地方品种优良特性挖掘利用不足等制约肉牛种业发展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 李俊雅）
1.4.2. 饲料营养领域
大宗饲料产品价格与玉米秸秆、麦秸、稻草、酒糟、全株玉米青贮等常用粗饲料价格同时上涨，导致本年度饲养成本上涨。
持续全面推行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计划、禁抗和“粮改饲”计划。肉牛牦牛舍饲比例、区域性低成本饲草料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草料商品化以及全混日粮（TMR）化率进一步提高。养殖从单纯追求日增重发展到追求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并重，提高单头牛的产出价值成为肉牛牦牛养殖节本增效的关键措施，饲料投入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受到重视。
基于产区优势与资源优势互补，如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产区的肉牛养殖后发优势逐步凸现，集成了以夷陵黄牛、筠连黄牛、昭通黄牛等为代表的地方黄牛特色牛肉高附加值生产技术，适度规模的肉牛标准化养殖场比例持续增加。
高原牧区牦牛母带犊补饲技术、半农半牧区牦牛季节性舍饲错峰出栏技术、低海拔农区牦牛异地舍饲育肥技术持续推广。部分规模化牦牛养殖场开始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等，通过科技特派团等推动产业技术帮扶服务，不断推进牧区和农区的资源和市场互补，促进牦牛产业从传统放牧靠天养畜逐步向现代畜牧业的多元化产业模式发展。（饲料营养研究室主任 王之盛）
1.4.3 疫病防控领域
2022年农业农村部新修订了《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与前一版相比，8种牛病降级，删除3种牛病，新增4种牛病和10种多种动物共患病，2种牛病更名。全年未公开发布《兽医公报》，因此，无官方公开发布的牛名录疫病的疫情发生情况。据文献检索，常发病中，母牛流产、牛结节性皮肤病、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犊牛腹泻、牛流行热、牛血液原虫病（如牛巴贝斯虫病）等是主要牛病，其中牛布鲁氏菌病是致母牛流产的主要原因，牛支原体、牛多杀性巴氏杆菌、牛溶血性曼氏杆菌、昏睡嗜组织菌、牛呼吸道合胞体病毒、牛副流感病毒3型、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牛病毒性腹泻病毒等是牛呼吸疾病综合征主要病原体，而牛A群轮状病毒、牛病毒性腹泻病毒、牛冠状病毒、牛星状病毒、大肠杆菌、产气荚膜梭菌、隐孢子虫等是犊牛腹泻的优势病原体。
2022年获新兽药注册的国内产品有78个，其中牛产品9个，包括4个检测试剂盒，分别为牛结核γ–干扰素夹心ELISA检测试剂盒、布鲁氏菌抗体胶体金检测试纸条、口蹄疫A型和O型病毒竞争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分别获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5个化学药品，分别为：二丙酸咪多卡注射液（二类）、二丙酸咪多卡（二类）、碘混合溶液（三类）、卡贝缩宫素注射液（二类）、利福昔明乳房注入剂（五类）。同时，2022年进口兽药新注册产品共有10个，其中牛产品2个，均为外用消毒药，分别为：乳酸溶液及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另有一系列牛病防控产品处于研发和新兽药注册申报的不同阶段之中，包括布鲁氏菌病疫苗（粗糙型）、牛结节性皮肤病灭活疫苗和基因缺失弱毒疫苗、牛支原体弱毒疫苗、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1型+2型)/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副流感(3型)三联灭活疫苗(E2蛋白+C1株+HB01株)、羟氯扎胺和盐酸左旋咪唑混悬液、鹳榆止泻散等。
养殖端全面禁抗政策实施后，传统中兽药方剂和微生态制剂的替抗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疫病防控研究室主任 郭爱珍）
1.4.4 设施与环境控制领域
随着散栏饲养方式的推广应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自动称重、分群、转群等集中处理的通道设施设备越发受到重视。
母牛的养殖主体主要是农户，饲养规模小、养殖场地面积小，缺乏配套的小型机械设备和标准化饲养工艺，无法满足母牛精细饲养和机械化管理的工艺技术要求。此外，带犊母牛的母子分离饲养技术和犊牛早期断奶补饲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接受产业评价。
牦牛育肥设施由传统天然放牧向半舍饲、全舍饲模式延伸。牦牛养殖设施装备研发能力不断增强，分群饲养工艺日趋完善。
从市场销售看，中小型裹包青贮机及中小型TMR等养殖装备市场需求旺盛。冬季犊牛的防寒保温及防潮等环境条件改善技术越加引起重视，低成本高效供暖与保温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可有效降低犊牛冬季发病率、提高犊牛成活率。种养有机结合、粪污全量还田、就地就近利用为粪污处理利用主要原则，但仍存在处理技术相对粗放、设施设备相对落后、处理-利用-运营不能有效衔接等问题。（生产与环境控制研究室主任 陈昭辉）
1.4.5 屠宰加工领域
与上下游多样化牛肉生产资源禀赋与差异化消费市场需求契合，着力推进牛肉及其产品分区、分型、分类、分级是加工业和技术研发的主要方向。减菌、熟成嫩化、风味制品、可食副产物预处理与加工、安全系统监控等技术初步得以应用。
根据品种、产地资源和质量资源的禀赋与特点、所能涉猎的牛肉市场类型和层次、经营主体的功底厚薄等情况，加工与营销产业正在进行着分群分类的业态分化。即：在西门塔尔牛、牦牛及水牛等以产肉量为第一特点的产品链上，大中型屠宰加工企业针对城市商超具有优势，主要产品为冷鲜和冰鲜肉、排酸肉、冻肉、调理品和预制品等。
在和牛、安格斯、海福特及其杂交牛等以肉质为特点的产品链上，中小型屠宰加工企业针对个性化和就地就近的区域化消费具有优势，主要产品为花纹肉、预制品、深加工牛油、面对面交流与服务等。
在地方黄牛以突出“本地特产特色”为特点的产业链和商业链上，全产业链上的“麻雀式屠宰加工场点”具有优势，其优势在于与整个产业链“琴瑟和鸣”、产品加工与消费需求“笙磬同音、狩神猎舌”。例如，“夷陵牛”全产业链和价值链模式，前有本地牛保种育种场，中有育肥场和屠宰加工与预制品车间，后有多元产品的餐饮连锁和线上线下服务工具与手段。屠宰加工和预制菜车间仅是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普通的关键节点之一，功能上却是消费者的“中央大后厨”。该模式较为成熟，兴业规模可大可小（肉牛强镇、规模企业、家庭牧场、小资经营户等），竞争力较为强大，值得相关政府、企业（场、户）决策参考。
冷却（冷鲜、冰鲜）牛肉、冻品、预调料理制品生产消费，由我国大城市化进程催生，是由乡村成批次、大批量、连续供应城市商超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在“运畜”向“运肉”、大城市化向县域城镇化转变的形势下，完善构建加工链与供配冷流链体系，成为相关各业态、各类产品、各种技术升级与加工业升值的必然。
热鲜、凉鲜态牛肉及卤烤涮等等的制品和预制品，是中华文明传承而来的宝贵的食材形态和食材特色，是由“本土本地、宗族家庭、乡里部落、乡情乡味”缔造的产品形态。需要基于消费者需求和消费结构，融入习惯、文化、区域、家庭及其结构等因素，进行“量体裁衣”式规范，促进传统食材产业通畅发展。（加工研究室主任 孙宝忠）
1.5 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领域
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肉牛“小群体、大规模”的养殖特点不仅使肉牛养殖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很多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2022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出台政策支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层面出台了《“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实施基础母畜扩群提质和南方草食畜牧业增量提质行动，引导一批肉牛规模养殖场畜禽圈舍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改造。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提出实施肉牛增量提质行动，开展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优化屠宰企业区域布局，推进屠宰企业标准化创建，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建设重点。地方政府结合各地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围绕加强母牛养殖、增强金融支持、强化肉牛绿色生态等方面出台了肉牛养殖补贴和产业支持政策。东北产区部分省份继续加强肉牛养殖大县奖励和冻精补助等政策，积极开展母牛扩群增量，强化“企业+农户”、一体化经营等产业组织模式促进肉牛高质量发展，一些省份正在积极探索绿色生态畜牧基地的技术研发和支持政策。中原和西北产区部分省份围绕“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围绕本区域的特色肉牛品种通过母牛养殖和肉牛育肥基地建设、开展种养加一体化生产体系、打造肉牛产业集群等途径推动肉牛高质量发展。西南产区部分省份则在全面提升畜禽产品供应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区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探索建设路径和支持政策。
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肉牛产业的支持和引导，但作为养殖主体的中小规模养殖户获得的支持相对缺乏，其养殖技术、风险防控能力、盈利能力等依然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引导和支持。（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曹建民）
2、2023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种业振兴行动计划》、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畜禽育种联合攻关等重大行动的推进，我国正在形成地方资源的保用结合、以用促保，培育品种性能逐步提高，引进品种聚焦应用的用种态势。未来一个时期内，全国肉牛总的品种格局依然是杂交群体为主，地方黄牛、牦牛、水牛为辅的生产结构。杂交群体中，西门塔尔杂交牛为主体，其他依次为夏洛莱、安格斯、利木赞及其他进口品种与我国黄牛的杂交后代。自主培育品种华西牛品种选育与扩群工作有序推进，推广的面积正在逐步扩大，有望成为我国牛肉生产主导品种。肉牛种业受到各级地方政府重视，新品种培育与遗传资源利用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利促进地方区域性特色肉牛产业发展。在实用技术研发层面，品种登记和育种核心群规模逐步扩大，后裔测定规模将逐步加大，多品种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势在必行，适合我国国情的联合育种机制将不断探索创新，核心种源进口替代率将快速提升。（遗传育种繁殖研究室主任 李俊雅）
随着疫情管控的调整、交通和物流、消费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围绕本地化低成本饲草料资源提质增效开发利用、提高母牛良繁良饲，推广示范母犊一体化饲养技术、推动养殖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促进种养循环、绿色低碳高效养殖。随着肉牛差异化、精准化饲养等产业技术的集成度提高，人工智能、智慧牧场应用继续扩大，进而从技术层面继续支撑饲料转化率和牛肉品质的不断提高。
牦牛养殖区域更加重视经济与生态效益协调发展，高原牧区牦牛繁育和架子牛基地功能将进一步凸显，牦牛育肥生产将向饲草料更丰富的农牧交错带和低海拔农区转移，半农半牧区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和低海拔农区牦牛高效育肥模式将继续扩大。
产业前端的饲草料成本的控制、后端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超大型牛场的资金和管理运行成本等仍将制约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水平和比例持续提升，基于重视产业链前端和产品市场终端的肉牛牦牛全产业链发展的盈利养殖模式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饲料营养研究室主任 王之盛）
2022年，农业农村部继续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组织开展了规模化种牛场和奶牛场的结核病净化评估工作，共11个单位通过了牛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的净化评估，其中种牛场3个，奶牛场8个。此外，各省也在不同程度地开展牛上述两病的净化评估工作。
牛呼吸疾病综合征及牛腹泻综合征仍是影响肉牛牦牛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常发性疫病，多病原混合感染导致其诊断、治疗困难；在禁抗和减抗压力下，牛等食品动物的抗生素的使用种类和数量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多联快检方法有助于精准诊断，对症下药，降低抗生素盲目使用，提高治疗效率；多联多价疫苗的需求将更为迫切，一方面从预防着手，关口前移；另一方面将大大降低养殖端对抗生素的依赖性。
牛结节性皮肤病、牛流行热及牛赤羽病等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呈增加趋势，发病周期延长，发病区域增加，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些病种的防控技术研究，提高防控效果；尤其是赤羽病，目前尚无特异性控制手段。
2022年国家发布了《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年）》和《全国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治规划(2022—2030年) 》，规定了牛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是两种重点防控的古老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并明确要求到2025年，50%以上的种牛场(站)须达到净化或无疫标准；到2030年，75%以上的种牛场(站)须达到净化或无疫标准。提高现有布鲁氏菌病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安全有效的牛结核病防控产品，开发区分疫苗免疫和自然感染的鉴别诊断方法对有效防控和净化牛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十分关键。
此外，加强重要病种的流行病学研究、风险因子分析和预警，完善生物安全体系对有效控制牛病具有重要意义。（疫病防控研究室主任 郭爱珍）
肉牛饲养模式继续向散栏饲养模式过渡。适度规模家庭养殖场以及以农户为单位的母牛养殖小区，实施母牛饲养管理工艺适宜化，是母牛养殖的发展趋势。联合饲料营养、饲养工艺等综合配套技术实现育肥牛节本提质增效的养殖目标。
牦牛养殖着力培植要素齐全、功能配套的适度规模的养殖小区和家庭牧场，突出生态功能定位，着重强化基于环保节能型轻简化牦牛养殖装备、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技术研发。
饲草料收贮机械和全混日粮（TMR）制备机械持续发展，牛场中小型饲喂机械、恒温饮水设备、粪污收集处理设备继续得到推广应用，促进家庭牛场养殖机械化率和收益的提升。
继续完善基于种养结合的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模式，推动提高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水平。（生产与环境控制研究室主任 陈昭辉）
具备市场感知与调整能力、市场与品牌运作能力的企业具有生存力和竞争力，盲目扩展与固守成规、邯郸学步的企业可能会遭遇更多挑战。
冷却（冷鲜、冰鲜）牛肉的商标注册、加工品生产与流通量有所提升。掌握市场结构和消费层次需求的屠宰与加工企业，将会顺势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热鲜、凉鲜牛肉生产企业（场户）将随需求节奏变化而自我调整，与进口牛肉产品保持安全与品质差异，将安全保障、中温熟成、热温肉分级分割与包装等技术赋予产品之中，突出产地、品种、品质、排他性价值等品牌效应。
可食副产品是我国特色消费品，其真空熟制、预调料理加工等技术有待产业化普及；加工市场期待食用鲜、冻牛皮脱毛用机械设备、工艺技术尽快实现产业化成熟；休闲、功能性产品生产与加工技术需要升级，以助力企业强化功能满足消费的新需求和市场结构的新变化。
在产区，特色常温牛肉制品、冻态调理牛肉、即食即热预制菜品将趋于多样化。在销区，以“产区采购、销区加工”为特点的“加销企业”的出现，将是传统加工产业迭代升级的前奏。这些新生企业将增强“广揽特色食材，料理区域舌尖”的中央厨房功能，把“简、快、便”的烹调技术与消费需求心理，赋予特色半成品、预制菜品及新熟制品中。
在线上线下营销方面，需要研发、应用以下技术或模式：特色牛肉及制品目标市场的产品精准定位、质态精量设计与制造、分类包装与贮运、亮点突显标识等。这些技术模式将促进“运牛”向“运肉品、菜品、餐品” 、“运品牌特色落户到家，送消费体验入肠经心”方向提升能力。（加工研究室主任 孙宝忠）
2023年，国家级产业政策将继续延续2022年的相关政策。母牛养殖和肉牛育肥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将会得到进一步支持，以肉牛为主导产业的强镇和区域性、特色化的肉牛产业集群将在优势产区不断完善和强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将积极引导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肉牛牦牛产业发展，有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基础的重点帮扶县、肉牛种养加销全链条发展模式和牦牛育肥技术等将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内生发展能力。制约母牛繁育和肉牛育肥的资金短缺和金融工具缺失等问题将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2023年将继续加大对现代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肉牛育种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肉牛品种改良的政策措施，加快推动我国肉牛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将结合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区域优化布局母牛养殖基地，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标准的支持补贴政策，大力支持中小规模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农户和企业合作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体，推动区域性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曹建民）
3、2023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建议
3.1. 技术领域
3.1.1.遗传改良与繁殖技术领域
以提高肉牛牦牛生产效率为目标，筑牢基础与前沿研究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生物育种技术研发；立足我国主导品种群体优势和地方品种资源特色优势，加强选育和高效利用，夯实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等育种基础，加快现代育种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研究并建立多品种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效持续联合育种机制创新，促进实质性联合育种，加大种质市场检查监管力度，强化核心场的疫病净化措施，全面提升肉牛种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 李俊雅）
3.1.2.营养与饲料技术领域
今后一段时期，饲料、营养及饲养管理领域生产技术效果的凸显，将从单一技术转向技术的系统性适配集成。糟渣、秸秆、菌糠等副产物饲料将在物理加工技术上进一步融合生物发酵技术；营养需要将构建更精准的预测模型促进精准饲养；禁抗和低碳减排促进功能性添加剂进一步发展；支持母牛围产期营养及犊牛健康饲养营养调控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从阶段营养调控向全生命周期营养调控发展；肉牛牦牛差异化育肥技术、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及其生产模式进一步推广。强化对饲料等投入品安全监管技术和产品质量溯源的监管技术进一步提高；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牛场饲养管理水平。（营养饲料研究室主任 王之盛）
3.1.3. 加大重要牛病防控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牛病防控社会化服务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我国牛病种类多，病因复杂，可用诊断和防治的产品少，只占我国兽药产品的11%，且集中于少数几种重要病种。这一方面与相关研究基础薄弱有关，另一方面与牛病防控产品研究的高成本有关。因此，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加大投入，才能有效推进牛病防控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转化，最终提高牛病防控水平，为养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肉牛牦牛养殖场尤其是中小规模养殖场，普遍缺少专业兽医，牛病防控技术力量薄弱。迫切需要加强牛病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通过第三方在诊断和防治服务、咨询和培训等方面的职业服务，为牛病防治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保障。（疫病防控研究室主任 郭爱珍）
3.1.4. 加大畜牧装备科技创新投入、推进种养结合和节能减排养殖模式
继续推进家庭农场和种养结合循环模式，加大畜牧机械装备科技创新投入，补短板、强弱项，重点解决制约产业中“无机可用”、“无好机用”的问题。增强农机补贴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推动适度规模养殖场设施设备成套补贴政策落地，扩大补贴范围。加快高原型牦牛养殖设施装备研发力度，在规模化养殖场探索推进现代化养殖装备与科学化饲养有效衔接途径。统筹畜牧业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支持养殖场建设减排设施，探索氨气等恶臭气体减排路径。加快培育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畜禽粪肥科学还田利用。协同推进畜牧业减污降碳，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生产与环境控制研究室主任 陈昭辉）
3.1.5. 加大特色消费牛肉产制品研发经营扶持力度，提升产品市场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肉牛屠宰加工业发展路径探索时间尚短、基础薄弱、特色牛肉产制品生产加工与运营技术支撑乏力，是我国肉牛屠宰加工业绿色低碳、安全健康、高质高效、协调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不仅规范化、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行业处于产能利用不足、屠宰加工肉牛占比低下状态，而且热鲜牛肉、冷冻牛肉生产与酱、卤、腌、干制品、调理牛排等主体产品生产运营规范化与规模化不足、市场定位粗放，质态多样性不足、市场影响力与市场回报效益低下等问题也相当突出。“中国式现代化”肉牛屠宰加工发展还亟需基于国情、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牛肉消费，创新与集成应用中式差异化烹调冷鲜（冷却、冰鲜）牛肉生产、预调料理产品加工技术，创新集成应用传统特色热鲜、凉鲜及冷冻牛肉生产与酱、卤、腌、干制品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生产加工技术。（加工研究室主任 孙宝忠）
3.2政策研制及其完善方向
3.2.1. 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根据肉牛产业发展实际和增量提质目标，完善补贴政策、优化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加大补贴力度，调动和提高肉牛养殖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努力提升国内牛肉产量。
3.2.2. 加大母牛养殖扶持政策力度
母牛是肉牛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为了追逐短期利益，“杀青弑母”现象在部分地区不断出现，严重影响肉牛产业健康发展。鉴于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母牛选拔、注册、补贴与淘汰宰杀制度。积极支持东北、西北、中原、南方优势产区，选择土地和草料资源丰富、土地消纳能力强、自然条件利于环保减污的地区开展母牛养殖基地建设。同时，加大“牧繁农育”战略的实施，建议在内蒙古等农牧交错带所在省份，选择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肉牛养殖大县开展基础母牛扩群提质行动，除了对县级层面进行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外，对母牛养殖户（场）和龙头企业要给予补贴和奖励，保证母牛养殖的基础数量和发展积极性。
3.2.3.积极扶持中小规模养殖户的发展
建议对存量巨大的中小规模养殖户(10-100头)开展积极的普惠性扶持政策，加强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培训，提高适度规模养殖户标准化、机械化水平，提升养殖效益。鼓励各产区创建新型的“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农户的成本优势，提升肉牛产业竞争力。对主产区有特色的“公司+农户”发展模式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3.2.4.完善金融和保险支持政策解决资金需求大、风险高的难题
创新金融和保险产品，为生产者提供多层次、立体化、全过程的投融资服务，积极推动肉牛养殖业的扩群增量。以农业保险业务为切入点，实施“政银保担”联动支牧，鼓励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开展肉牛政策性保险和养殖圈舍、肉牛活体贷款。鼓励银行通过保险抵押开展肉牛贷款业务，对符合条件的肉牛养殖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给予贴息。创新畜牧业动产、不动产融资，开展土地经营权和畜禽圈舍产权抵押融资。
3.2.5.大力支持差异化低成本肉牛育肥模式和技术的推广
高成本是我国当前肉牛养殖的短板，降低养殖成本是未来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建议各地区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情况，支持差异化低成本肉牛育肥模式的探索和技术推广。对于农区的直线育肥高效出栏模式、山区的阶段化低成本饲养技术、地方黄牛差异化育肥技术等方面的探索给予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倾斜。（以上，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曹建民）
3.2.6. 鼓励主产区精准研发新产品、深度打造产业、产品品牌
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社、新型养殖主体挖掘肉牛产业特色，自主或联合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近年来，有关国家奖补地域性产业集群、产业园、特色小镇建设举措的实施已有效地增强了各产区肉牛全产业链各环节集成研发、品牌打造能力。但由于我国规范化、规模化屠宰加工企业生存发展能力低弱，企业多处于低盈利，低竞争力的保生存、求发展状态，尚难以像众多猪鸡屠宰加工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自主研发或联合研发新产品、联合开展品牌深度打造。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的牛肉及其制品是肉牛全产业链发展、价值链实现的终端产品，也是全产业市场效益回报的主要受体。其市场地位、消费声誉不仅影响屠宰加工业本身市场效益回报，而且也直接影响其前端肉牛养殖各环节效益水平。为此，非常有必要强化肉牛全产业链终端产品畅销、高效新产品研发及其品牌打造，如鼓励扶持肉牛屠宰冷链生产物流体系建设一样，在政策、资金与工程建设方面予以扶持，在税收方面予以适度减免。（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曹建民，加工研究室主任 孙宝忠）
来源：国家肉牛牦牛体系
